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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人的博客

老三届插青,卡车装卸工,法院当法官,退休忆人生

 
 
 

日志

 
 

214、文革时讲故事差点被打成反革命  

2012-03-31 16:56:28|  分类: 过往岁月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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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自己还将鲁迅先生的《祥林嫂》用沪语改写成故事,在各个生产队巡回演讲,说得听故事的老太太和妇女们眼泪汪汪,有的还忍不住跟着哭出声来。当时公社、县里经常组织文艺会演活动,我还在梅陇影剧院里登台演讲过故事。1974年上海县文化馆在梅陇华东化工学院里举办革命故事学习班,学习班在临结束前,要求各公社与会故事员派代表上台作汇报表演,我在别人的鼓动下,即兴将浩然所写乡村小说“新媳妇”,用农村生活素材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但文革年代的文艺演出场所作为由江青统领的上层建筑,是个不准随便讲故事,也不准随便引人发笑的阎罗殿。上台讲故事只允许讲样板戏和上海《革命故事会》刊登的故事(鲁迅的小说属于主席特准的例外),虽然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获得出版,但我所讲的“新媳妇”却来自于浩然文革前的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属于建国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毒草,故属于违规讲故事。当时的文艺演出强调严肃不准随便笑,只有在观看样板戏而且符合剧情需要时才能适当笑一笑,其他的群众生活笑料都被视为封资修邪恶,未经政审批准绝对不准乱来。由于大家在荒谬的文化禁锢下久处笑的荒漠而郁积笑欲已久,所以当我在台上讲故事稍稍添加了些农民生活语言时,下面的听众就象久旱逢甘雨,就象长久未被挠过痒痒的人突然被捅到了左右胳肢窝,都前仰后合一下子笑翻了。我虽然没有本山那样大的逗乐本事,但那天的舞台效果凭良心讲还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不料我还没有走下场,本县某公社文化站的小白脸某君就当场站起来严厉批判我,他首先大声责问我所说故事“新媳妇”的出处,接着厉声说我利用讲故事故意歪曲丑化工农兵形象,攻击我是上海县冒出来的又一个“洪富江”。其厉声所指“洪富江”原是松江县曲艺团的说书艺人,文革中下放农村后担任上海县塘湾公社的业余故事员,1969年北桥公社灯塔大队与复旦大学下乡师生举办联欢会,洪受邀上台讲《智取威虎山》故事时为了增强讲演效果,随机加入了一些曲艺传统“噱头”,使台下观众不由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此事上报后,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为了拍江青的马屁而做足“坚决捍卫革命样板戏”之戏码,于是抓住此事上纲上线大做阶级斗争文章,他亲自起草了市革委会文件,把“洪富江”事件定调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丑化英雄杨子荣,破坏革命样板戏”的重大反革命事件。于是洪富江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全县各乡镇进行轮番批斗达200余次(洪君在文革中经受过冲击揪斗已有经验,所以他被密集巡回批斗时身穿特制的抗击打紧身衣,并注意护住最能要命的后脑和档下,居然能大难不死且全身而退,真是堪称奇迹)。凡当时在场听到过洪富江讲故事的公社社员和复旦大学师生必须一个不漏全部参加“消毒座谈会”,人人都要作出检查和批判,而组织该场演出活动的复旦大学、北桥公社领导,更是被市革委文件戴上“丧失阶级警惕性,听任反革命分子‘洪富江’放毒”的政治帽子,先后受到了“党内外严肃处理”
     所以在那一天的那个非常场合,当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台上,听任某君给我套上“又一个‘洪富江’”的高帽子,听任其对我进行火辣辣政治批判时,犹如大晴天突遭当头霹雳,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于一瞬间急出了浑身的冷汗,连裤裆里也立即有点湿湿的,已完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才好(看官莫要见笑,吾本乡间寻常人而非临危不惧的革命英雄人物,所以在这种生死一瞬间的煎熬场合就难免产生一些生理上的羞耻反应)。幸亏在场的县文化馆罗馆长从某君声色俱厉的话语里听出了浓浓政治火药味和一股血腥杀气,顿觉某君所称“又一个‘洪富江’”的兹事体大,所以立即站出来息事宁人打圆场,他先是有策略地称赞几句某君的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敏感性强,接着又说浩然小说中的“新媳妇”毕竟不同于杨子荣,并非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所以不宜象对“洪富江”那样给故事员上纲上线,总算把进退失据,不知所措的我从台上救了下来。否则那天在华东化工学院的礼堂里,不知会闹出个什么样的重大政治事件来。
     后来罗馆长在全县文艺创作员会议上见到我,还乐呵呵地咧开他早缺了两颗门牙的大嘴,过来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膀,意思是那一天可是他出来主持正义才挽救了我。我知道罗馆长的为人不错,对待馆里的几根笔杆子也很宽容,我在这件事情上真应当好好谢谢他。但是我也知道,因为上海县有过张春桥批示北桥“洪富江”事件的前车之鉴,所以举办故事培训班的罗馆长深知个中厉害,如果那天他头脑发昏也跟着某君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当场把我整修、塑造成第二个“洪富江”,那罗馆长自己也得负起“丧失阶级警惕性,听任反革命分子放毒”的政治责任,也得陪着我一起去跳火坑。所以在那天当某君基于政治图利而站出来找我的岔时,办班的罗馆长和我事实上已成为一根绳上的蜢蚱,罗馆长救我也等于救了他自己。而某公社文化站的某君在那个年代这种场合站起来当场指称我是又一个“洪富江”,其行为和用心真是十分凶险和恶辣。黑白是非被完全颠倒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很多这种专想把别人往死里整,踏在人家头顶往上爬的可悲人物。文革结束后此君和我在县里开会时也见过面,其居然若无其事连个招呼也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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