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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人的博客

老三届插青,卡车装卸工,法院当法官,退休忆人生

 
 
 

日志

 
 

227、批林批孔与邓小平复出  

2012-04-11 19:29:45|  分类: 过往岁月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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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发生后,人们对手举红宝书的林副统帅突然成了要谋杀伟大领袖的头号恶魔,都感到此间落差太实在太大而难以接受,于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主席全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有人还认为林彪事件的发生已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总之当时民间百姓对林彪事件的普遍想法是,我们平民百姓都是因为无限信任伟大领袖而跟着打倒刘邓,搞文化大革命。现在事情搞砸了,林彪坠地了,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档子事,好歹总得给人民一个合理说法吧。而主席也知道兹事体大,深感自己就林彪一事对全党全民还欠一个交代。但是年事已高,身体渐衰的主席坚持不改其政治初衷,仍要全力维护文革的所谓正当性,他把文化大革命与打垮蒋介石并称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还说文革揪出了刘少奇集团和林彪集团就是伟大胜利。接着他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突然参加陈毅追悼会,给“二月逆流”平反,让一批被打倒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接着让“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邓小平复出,辅佐周恩来收拾文革乱局。二是他针对“批林整风”运动谈到批儒批孔和赞成法家及秦始皇,以此来论证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为他发动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寻找理论依据。于是四人帮闻风而动,把“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指已患上癌症的周总理。

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上海人,他们在政治上的得势与崛起,实起源于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和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之争。陈毅在解放后入京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后,由柯庆施接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书记。柯是中共建党初期老党员,早年他去苏联深造,据说还是唯一见过列宁面的中共党员。他很早就提出“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此人不但政治思想极左,而且权谋心计颇深,在善于揣摸和紧跟主席的政治思想,伺机对党内同志落井下石方面,与党内阴谋家康生不相上下。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以及后来的反右斗争中,柯就重用政治嗅觉超强的张春桥来组织市委写作班子,专门分析捕捉并围绕主席的最新思路来炮制大块政治文章,并作为上海的中心工作加以布置推动,使主席对上海市委的感觉良好。后来柯因病在文革前去世,但柯生前苦心积虑在上海布下的张春桥这颗棋子(当时张已担任市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后来还是被主席拿起来用以打倒摧残老干部和大搞极左文革,而靠着写“评海瑞罢官”发迹的姚文元和靠造反臥铁轨起家的王洪文,则属尾随其后的文武“政治流氓”,他俩在四人帮中的政治能量,与举足轻重的张春桥决不能同日而语。

那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将所谓“批林批孔批大儒”、“评法批儒”等材料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工厂农村,还要求结合本地本单位情况上挂下联,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于是大队党支部抽调我们几位能写能画的知青搞批林批孔黑板报及墙报,还组织批林批孔报告会,让贫下中农上台控诉林彪的形左实右,说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是要让“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说林彪和孔子一样都要“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伲贫下中农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主持批判会的王支书还从阶级根源上分析、批判林彪,他说林彪出身大地主,家里有一千三百亩地,八百台织布机,其从小品质恶劣,因勾搭村里已婚少妇而被驱逐出村,不得已而投机北伐革命,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扒手。当时把林彪与孔子硬拉在一起批判,我们虽觉得过于迁强附会,但林彪已是遗臭万年叛贼,反正横批竖批都是批,所以也没觉得有多大不对劲。但是后来上面翻来覆去说要联系党内斗争实际“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还十分露骨地点到“周公”名字,便隐约觉得接下来这把火恐怕要烧向在老一代革命家中硕果仅存的周总理了,心中不由不寒而慄。

邓小平复出后,主席在周总理病重情况下,逐步将统筹全局、治理国家的重任移交给他。而邓也不负众望,雷厉风行地狠抓了军队、铁路以及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使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也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拥护。当时我们在报上看到邓大刀阔斧抓全面整顿并着手纠正一些文革错误,并且铁路交通实现正常运营,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市场供应渐趋丰富,购物票证逐步取消,心中不由暗暗为之叫好。但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势必会触及文化大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极左流毒,于是这不但碰触到了四人帮的痛脚,还触及了主席对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容忍底线。于是在床头极左联络员毛远新的挑拨影响下,主席又对“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小平不放心起来,开始担心邓掌权以后“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所以在1975年时,主席透过毛远新传话,提出要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邓是个有政治主见的人,他明白天底下有千万事都可以做,唯有“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他不能做。他明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加以拒绝。于是中央政治局在197511月开会批判邓小平,还下发了经主席审阅过的中央“打招呼文件”,于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从北京推向全国,邓小平重新被打倒。当时消息传来,四人帮爪牙心花怒放,于是立即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布置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莘庄县城及各乡镇所在地都组织机关干部和群众上街游行。当时的各级党政班子主要领导都走在队伍最前列,振臂高呼“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还大会小会狠批邓的“全面复辟”和“白猫黑猫”。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他们中的有些人政治脑筋急转弯,又积极支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有的本身就是冤假错案炮制者),低着头通过了“文革三种人”审查而掀开了革命仕途新一页。这种政治上能左能右,左右逢源的本领,让一路同行的我们看了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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