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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人的博客

老三届插青,卡车装卸工,法院当法官,退休忆人生

 
 
 

日志

 
 

217、工作老练有智慧的任支书  

2012-04-04 12:30:50|  分类: 过往岁月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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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最后二三年我在大队里搞宣传工作,自己虽减少了生产队出工,但全年工分还是由生产队核算,相关误工费由生产队向大队结算。那时大队领导看我黑六类知青苦熬多年仍无出头之日也着实同情。大队长丁桂珍还把当时很紧张的家具票塞给我,让我到公社木器厂买了一个便宜的广漆五斗柜(后来结婚时它在新房家具五大件中显得中规中矩,油漆鲜亮,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有一年公社分配给大队一个公社兽医的名额,要求在插队支青中择优选送。大队党支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把我报上去了。我原想自己出身不好看来上调无门,如果能当上公社兽医也算有了个可靠工作,也就在农村找个对象扎根到底了。不料公社党委讨论我的人选时,竟遭到一位副书记强烈反对,他说公社兽医不但要管全公社鸡鸭猪羊,还要管全公社几百头耕牛,而耕牛安危事关农村抢收抢种,让反革命子女来当兽医,我们贫下中农怎么能放心呢(他有可能因邻县地主儿子强奸耕牛之事,而对同类的我产生了一份阶级警惕吧。想到此真让人欲哭无泪)。于是公社党委会以突出政治为名否决了大队对我的提名。满怀希望之下最后连公社兽医也当不上,我心里自是说不出的灰暗、失望和无奈。

当时推荐我当公社兽医的大队任支书家住四队戴家浪,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是解放初的南洋模范中学初中毕业生。他回乡务农后,从生产队干部再到大队会计,一路谦虚谨慎,稳扎稳打,说话做事都非常踏实沉稳。记得他刚担任大队党支书时,我在大队部编写“批林批孔”专栏,他看到我在大批判文章底下独独写出他职务时,便一定要我用白纸头把他姓名前的“党支书”三个字复盖掉。即便按上级布置在本大队抓一些面上的阶级斗争,他相对而言也比较克制和有分寸,处理有关问题时也比较人性化。记得我插队的一队会计杨顺弟的妻子康寿华,出身于青浦徐泾乡前明村康家宅一富农家庭,她嫁到杨家后父母双亡,在徐泾娘家只留下一个无劳动能力的病秧子弟弟,一生病就要接到杨家来吃住。因为康家老宅还有一间半富农老房子,梁木粗大,砖块硬实,如能拆过来当建筑材料还是很实用的。于是杨会计去找徐泾前明大队党支书,要求把康阿舅的户口迁到唐家浜桥来由他抚养,并把康家宅的旧房子也拆过来。几经周折后,对方支书松了口,说可以由组织出面开介绍信去联系。于是杨会计连忙去找大队任支书,请大队出具证明。因当时还是文革极左年代,处理这种涉及地富家产的问题还是相当棘手和有风险的,任支书接到报告后压在抽屉里好几天,经再三思考还是帮杨会计写好了一张证明,但最后要盖上党支部公章时,他想想不放心还是添写了一句,称“这事不知政策上如何规定,希酌情解决。”对方一看这证明的口气不硬,于是其态度又暧昩起来,说这房子的权属还没最后搞清楚,还要去城里查查土改资料。这样磨了又磨,谈了又谈,对方总算亮出了底牌,要杨帮助解决一只泥浆泵。杨会计心里有了数,便请在公社里兜得转的炳根帮忙,把公社农资站里库存的最后一只泥浆泵拿了出来(钱由杨会计私人支付)。后来泥浆泵送去了,但对方还在磨磨蹭蹭。因为阿舅家是富农成份,所以杨会计有火不能发,后来他死活把大队任支书拖到徐泾去,和对方支书当面交涉,双方终于敲定:由杨会计迁走阿舅户口并立下扶养保证书,然后才能拆走康家房屋。为免夜长梦多,杨会计一回来就邀集亲友和村上壮劳力,摇了几条水泥船前往徐泾,第二天就风风火火拆掉了阿舅房子,连夜把拆下的木料砖瓦用船装了回来。后来有病的康阿舅经队里照顾,安排在养鸭场里工作,而拆来的建筑材料在杨会计翻盖新房时,倒也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任支书工作勤勉,阅人老到,处理起下属矛盾来特有办法。当时在唐家浜桥生产队的唐家后代中,最精明能干并在政治上有些企图心的,要数塘南的关弟和塘北的炳根。俩人都是中农成份且都念过书,在农业生产上都是把好手,关弟善于搞棉粮生产,炳根在蔬菜管理上更强些。老杨队长将卸任时,炳根是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副队长(多种蔬菜少种粮食),而关弟是表现进步的积极社员。两唐明里不服,暗里较劲,相互间常为小事激气抬杠,谁都看不上对方,颇有在这方土地上“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所以当杨队长正式引退时,大队党支部对此颇伤脑筋,一度还派大队党支部姚支委来兼任队长。后来反复召开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最终敲定由关弟来接班。考虑到炳根的心态恐怕一时难以调整,大队先派他去参加公社工作组,后又安排在大队里协助抓蔬菜副业工作。我插队的后几年,都是在关弟主政期间,这两位唐姓能人之间虽有些家属之间的口舌是非,但大面上还算过得去。记得当时关弟接任队长后,炳根一直外借在外面工作。可是两人面和心不相,碰到了真事情还是要互相较劲。那年炳根打报告翻造楼房,经公社批准后在敲墙基定位桩时有外移之嫌。唐队长得知后便通知其他队委,说下午一起去拔炳根家的违规桩。炳根听到消息便去打招呼,但关弟连递过来的香烟也不接,板着脸说一定要公事公办。炳根只得去找大队任支书诉苦求援。因为当时农民为多造几个平米,建房时稍稍外移墙基也是常有的事,何况炳根是在自家竹园基上建房,故支书觉得关弟此举有点过。但作为队长制止违规建房属师出有名,如直接去找关弟说这事也不大合适。于是他略加思索,便关照炳根先回去。再说其他队委与炳根都有多年的老交情在,也知道他在支书面前说得上话,于是到了中午便推三托四,都找借口开溜了。结果关弟只得硬着头皮单独上阵,他铁青着脸反背着双手,气呼呼直闯炳根家的造房工地,走到跟前弯下腰刚想去拔桩头,忽然瞥见支书的儿子也在这里挥锹扬土挖地基,不由形体动作瞬间定格,一下子完全楞住了。这时他想,支书儿子到场等于支书到场,支书这样安排,无非是借此提醒他,今天你来拔桩不大合适,需要三思而后行。当队长的到底还是个明白人,尽管此时憋了满肚子的火,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极为难看,最终还是知难而退讪讪离去了。村支书巧妙处理建房风波,化部下纷争于言语外,手腕老到干练尽显乡村政治家风范。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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