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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人的博客

老三届插青,卡车装卸工,法院当法官,退休忆人生

 
 
 

日志

 
 

265、曾枪斃许多死刑犯的法警老诸  

2012-06-06 12:01:19|  分类: 过往岁月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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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记述八十年代“严打”枪决死刑犯时,曾讲到本院某资深法警是如何在刑场上不负领导重托,提枪上前将死刑犯崔某一枪斃命的。实际上县法院里真正斃人多多的并不是这位中年法警,而是法院上上下下都尊称为“老诸”的法警班长。诸班长是本地出身农民,解放前世代给地主做长工,有空时还在村头舞枪弄棒练武艺,有着铁打钢铸好身架。解放后诸在农村土改运动中冲锋陷阵,崭露头角,于是被工作队发展入党。后来县法院在农村选招法警时,因诸能单手举起百斤石担,靶场射击百步穿杨而录用。解放后的死刑案件,原都由基层法院作为一审法院,经市中院二审维持及市高院核准后,仍由基层法院执行枪决。上世纪五十年代镇反运动中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数量很多,到六十年代抓阶级斗争为纲,每年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犯和严重刑事罪犯每年也有两位数,所以法警班的执行枪决任务就显得相当吃重。当时院里法警很少而且多是新招来的年青人,所以执行死刑的重大任务,基本上都落到了身为党员而且枪法精准的老诸身上。那时死刑的枪决执行,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民国法院的传统程序,由刑事法官做执行指挥,检察官任现场监督,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法警分任主副枪手(枪膛里只压一颗子弹),对死刑犯验明正身无误后,由押解法警将五花大绑死刑犯推压跪地并低下头,然后由担当主枪手的老诸上前抵近其脑袋一枪斃命,从来没有因阵前失手而让副枪手再上前补射。

实际上这死刑执行很需要罪犯配合,其头部大脑里的意识中枢若能被一枪命中(标准位置是子弹从后脑进眉心出),罪犯就能毫无痛楚地两腿一蹬一命呜呼,径直去了阴曹地府。如果罪犯因死到临头而恐惧挣扎,一旦子弹射偏而未能立刻夺命,还需由副枪手提枪上前,对着头颅弹孔处有鲜血喷涌且在抽搐挣扎的罪犯再行补射的话,其间罪犯所遭受的肉体痛苦及精神恐惧不知要增加若干倍,对于现场的补枪法警也是精神上的巨大剌激,事后还会被折磨得好一阵子恶梦连连而睡不好觉。所以老诸说他去监狱押解死刑犯时,途中在囚车上都要和已走在黄泉路上的对方拍拍肩膀称兄道弟,唠唠家常说说闲话,让他喝口临终水,吸支道别烟,好好向他说明执行时互相配合的好处。而刑场上的罪至枪决者,一般都是在监狱看守所屡进屡出的非等闲之辈,他也知道自己已经死到临头,就是想躲也躲不过,到了刑场上伸头只是一枪,缩头反要挨好几枪,所以一般都能默契配合,乖乖地把脑袋低下去,让老诸能顺顺当当瞄准其后脑勺开枪。有时碰上有些个相信“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而胆子特大的死鬼,还会在囚车上耸耸肩阴笑着主动与老诸打招呼(诸身上佩着手枪,死囚知道他是行刑者),说:“拜托老兄千万给我打得准一些,在刑场上一定要一枪了事啊。”反而会说得让斃人多多的老诸也情绪波动,心里有些发毛,只能把枪管抵住其脑后命穴再扣动扳机而一枪了事。

法警开枪后不管罪犯是否已一枪斃命,都是按规定手持空枪转身就走,决不驻足观看对方身体。此后的补射与否,确认罪犯死亡、收尸送尸,以及通知罪犯家属并收取5分钱子弹费等后续事宜(5分钱子弹费并不是政府缺钱负担不了,而是专政年代需籍此强调死刑犯罪大恶极确实该死,所以连斃命子弹费也得由家属自负),都交由刑场上其他干警负责。老诸平时在法院里从不提阴气很重的这档子事,只有在法警班里小兄弟面前端着酒杯喝高了,才会趁着酒兴把过去枪决人犯的事情扯出来说几句。他说他每次执行死刑后当晚都不回家,回到法院先要打开一瓶高粱酒,将小半瓶洒在宿舍门外台阶前,剩下大半瓶就着一把花生米灌下后,便倒头呼呼大睡到大天亮(也怕当天晚上鬼魂跟来纠缠)。可能是因为过去枪决罪犯很多而且经常喝高度白酒的缘故,所以老诸饱经风霜的脸上,从脖颈以上的皮肤一年四季都是红通通的,脸颊两侧生有与众不同的横向肌肉,两只眼珠子也时常布满血丝,当他外出执行公务时紧紧盯着别人打量时,自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强悍穿透力,足以让对方退避三舍,不寒而慄。

这死刑的枪决执行啊,虽说执行法警都认为他们个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而且用领导的话来说"是对敌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任务,但是大家毕竟都是人呀,而且对方与自己素不相识且无怨无仇,所以在刑场上履行警职开枪执行时,还是会有内心的人性纠结,对自己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记得文革结束后,报纸上就辽宁张志新在文革中被毛远新手下先活生生用刀割断喉管,再拖出去执行枪决的残暴兽行发表长篇控诉文章时,办公室奉命组织大家进行学习讨论,会上其他人都义愤填膺地强烈声讨残酷杀害张志新的文革刽子手,并且联系到本院文革中所枪决的那些死刑犯中,其中也有极少数是被冤杀或者罪不至死,本不该杀的(有的已宣告无罪或纠错改判)。虽然这些文革死刑案件的错误判决本都与执行枪决的法警们无关,但是被大家的发言触及到阴暗心境的老诸,先是铁青着尴尬老脸坐在一边一言不发,闷头抽烟,后来听着听着实在坐不住了,就小声与我说了声“上厕所去”,转身快步离开会场后便不再回来。

当时的法警班由办公室管理,所以在八十年代前期我当办公室领导时,老诸与我也有一段上下级关系。那时法警班的手枪和子弹都由老诸保管。后来上海县漕宝路煤气站职工曹爱华(复员军人)因离婚纠纷情绪失控,竟撬开某单位保险柜窃取枪支弹药,在田林新村及七宝新龙村将妻子、岳父母及妻姐一家六人开枪打死,后在公安武警追击下举枪自斃而震惊沪上。此后为防止有人走火入魔时持枪荷弹行凶,市里规定公检法机关的枪支、子弹必须分人分两处保管。那时我让诸把子弹交出来由档案室另行保管,他还磨磨蹭蹭的好不情愿,误以为院领导对他失去了信任。后来我把上级文件读给他听了(他虽上过扫盲班,但连报纸也看不下来),才把金黄锃亮的几盒手枪子弹交了出来。老诸爱枪如命,平时都把枪牢牢锁在身后那个齐肩高保险柜里,等到开公判会或法警训练时才拿出来。等到用好了,都要由用枪法警先擦一遍,自己接着擦洗一遍再入库。虽然班里的手枪有着好多支,后来的六四式也显然比原先的五四式要轻巧好使,但老诸在奉命执行“对敌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任务”时,始终只使用那把连枪蓝都已褪色殆尽的老五四。他嘴上一直推说是这支枪已经用顺了手,实际是想让班里的其他枪支都保持干净而不染人命。也基于同样的心境和想法,爱惜年轻部下的老诸过去每逢要枪决死刑犯时,他总是自任主枪手,让部下任副枪手,把所有的人命处置都揽在自己身上。直到班长一职移交他人后,才开始由继任者担当主枪手。

这老诸在文革前本是老朱院长的忠实卫兵,连院长每月少不了的几条前门烟,也都由诸到县供销社去找熟人张罗。但是到了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这三代贫农出身但头脑简单的诸班长热血沸腾,也被人家拱出来参加了机关造反队(据说还担任过队委以上职务),也参与批斗过县里领导和老朱院长。文革结束后老朱院长经县委安排,杀回法院来拨乱反正修理造反派,诸班长自知在文革中对不起老领导,就提着两瓶七宝大曲去老院长府上负荆请罪。朱院长知道诸在造反队里虽当过队委,实际上不过是个被别人当枪使的草包,于是对老部下劈头盖脑痛骂了一通“糊涂、笨蛋”,接着俩人坐下来痛痛快快喝起了白酒,老诸一上来就自罚三大杯,喝到后来舌头渐大,人也溜到了桌底下,文革中的那段不快也就算翻过去了。 后来法院里的当年造反派被老朱院长接连清理出去了好几位,那老诸倒还是稳稳当当地当他的法警班长。一直工作到花甲之年,才胸戴大红花,敲锣打鼓地光荣告老还乡,此时他脸上已提前出现多处的黄豆大老年斑。老诸是个不会通路子开后门的老实人,他在法院里干了一辈子执刑法警,枪决了许多罪大恶极的死刑犯,但是临到退休时其老婆和几个孩子还都在乡下务农,住的是几十年老房子,经济上比较困难,所以晚年生活仍过得很清苦。此后我调离县法院已许多年,一次在该院的退休干部名册上没有看到老诸的名字,才知道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老诸,已经在好几年前抱病离开了人间。于是我想起了老诸生前曾和我说过的一席话我枪下送过一百多号人去西天,他们在那里也肯定会牵挂着我。所以我也不指望百年高寿,到时候两脚一伸去见阎王,该咋发落就咋发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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